● “書同文”,，即語言文字的統(tǒng)一,，不僅推動了秦王朝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發(fā)展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一文字統(tǒng)一局面橫亙了整部中國史,。   　　● “行同倫”,，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、風俗習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(tǒng)一,，為構建你中有我,、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提供良好的氛圍。   　　● “車同軌”,，用發(fā)展辯證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(xù),，表現(xiàn)為交通之政的統(tǒng)一，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代表的政治上的統(tǒng)一,。   　　自嬴政一統(tǒng)六國始,，古代王朝多以儒家經(jīng)典《中庸》所謂“車同軌，書同文,，行同倫”,，來彌合不同人群之間經(jīng)濟、政治,、文化,、社會矛盾并借以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。我國歷史上經(jīng)歷過秦皇漢武,、唐宗宋祖等統(tǒng)一時期,，也經(jīng)歷過春秋戰(zhàn)國、六朝,、五代等分裂階段,，而始終保持國家之統(tǒng)一和文明之延續(xù)，與“車同軌,，書同文,，行同倫”的理念和舉措有著重要關系。今據(jù)時人對三者邏輯關系的理解習慣,，試將次序調整為“書同文”“行同倫”和“車同軌”來逐一論述。   　　“書同文”,，即語言文字的統(tǒng)一,。馬克思在《路易斯·亨·摩爾根〈古代社會〉一書摘要》中指出，人類的文明期“從標音字母（的發(fā)明）和文字記錄的創(chuàng)作開始”,。呂思勉《中國民族演進史》指出,，團結的源泉“是要追溯到既往的”，而“惟有本族的語言,，最適宜于表示既往,；惟有本族的語言，最能使人了解既往”,?？v觀古代中國兩千多年歷史,，秦王朝無疑是第一個統(tǒng)一的封建王朝。嬴政不僅建立起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,，而且統(tǒng)一了文字,、度量衡，徹底結束了自東周以來各國紛爭,、分裂的局面,。如果只看到秦二世而斬、王朝生命期僅有十五年便輕視其制度意義的話,，那恐怕是犯了歷史短視癥——因為隨之出現(xiàn)的兩漢王朝長久興盛四百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前提,，就是《晉書》所言“漢承秦制”。秦制是歷史研究基礎中的基礎,，不止影響了對于漢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漢制,，且持續(xù)影響至隋唐、宋元,、明清時期,。嬴政統(tǒng)一六國文字，不僅推動了秦王朝政治,、經(jīng)濟,、文化的發(fā)展，更重要的是,，這一文字統(tǒng)一局面橫亙了整部中國史,。其意義之巨大，怎么說都不為過,。   　　文字統(tǒng)一,，不僅使得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的傳播有了基本的條件，而且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后,，都以宣揚和繼承中華文化的正統(tǒng)為榮,。如西晉滅亡后，入主中原的匈奴,、鮮卑政權以及與宋并存的西夏,、金等少數(shù)民族政權都是如此。文字不同,，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與溝通就會變得困難,，隔閡在所難免。與此同時,，為了更好地實現(xiàn)“書同文”,，歷代統(tǒng)治階級都下過大力氣，其目的不僅是使?jié)h字成為書寫統(tǒng)治意識的載體,，也成為規(guī)范有序且又豐富多彩的書法藝術,，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沉浸其間,、樂而傳播之。僅就書法而言,，論源流,，有真草隸篆；論章法,，有揖讓進退,；論結體，有顏柳歐蘇……看上去五光十色,。其實,，在令人嘆為觀止的書法藝術中，是有各種或有形或無形的方向指引與規(guī)范的：從秦王朝開始,，丞相李斯的《倉頡篇》,、中車府令趙高的《爰歷篇》、太史令胡毋敬的《博學篇》就已經(jīng)成為標準文字的范本,，今存的泰山,、瑯琊臺、嶧山,、會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見其端倪,；兩漢隨著簡牘、帛書以及西晉以后紙張作為書寫工具的出現(xiàn),，不僅蘭臺,、石室、廣內等藏書增多,，而且隨著官學和私學的漸趨發(fā)達,，書法變得更加規(guī)范標準，隸書講究波磔方折,、蠶頭雁尾,，草書也有章草、今草之別,；南北朝時期楷書,、草書、行書均大為發(fā)展,，鐘繇,、衛(wèi)瓘,、陸機,、右軍父子，每個光輝奪目的名字背后,，都有一種新規(guī)范的誕生,；唐及武周時期,，李世民、武則天,、李隆基都酷愛書法,，甚至專設書學，講授《石經(jīng)》《說文解字》《字林》等,，在藝術繁榮現(xiàn)象的背后,，規(guī)范文字的意義更是不容忽視；至于有宋一代書院盛行,，蒙學教育要求兒童習字“一筆一畫,、嚴正分明”，明清時期甚至要求“硯無積垢,，筆無宿墨”,，其文化規(guī)范性意義不言而喻。   　　“行同倫”,，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,、風俗習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(tǒng)一。實現(xiàn)這一點的前提,，是人口比例的科學適宜,。中國相對強盛的朝代，均較注意人口的管控制度,，而管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規(guī)模的移民,。秦漢、隋唐,、宋元,、明清四大時期，都有較穩(wěn)定的邊疆政策,，這些政策或強調高壓,、或強調羈縻、或強調團結與和親,，又或者是將幾種政策結合在一起,。以秦王朝為例，為了控制和抵御北方匈奴人,，秦始皇派兵30余萬攻取“河南地”（今內蒙古自治區(qū)陰山以南地區(qū)）,，并西起臨洮、東至遼東修建起萬里長城,；為了開拓嶺南,，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派兵50萬攻打五嶺以南地區(qū)，使得秦王朝版圖擴展到今越南中部；為了更好地控制這些區(qū)域,，又向這些地區(qū)派駐了大量的政治（七科謫）與軍事性移民,。西漢武帝以后繼承秦王朝對外用兵政策，一旦開拓了新疆土,，立刻派出大量軍事性移民,，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軍事屯田。實際上,，漢代的軍屯,，有許多經(jīng)驗值得總結：如漢武帝時期采取招募制，將征調單一士兵的軍事戍邊制度,，改為從內地經(jīng)濟文化比較發(fā)達,、人口密度大的地區(qū)招募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屯邊，同時,，國家頒行免稅,、全家供應糧食、免費提供醫(yī)藥和安頓戶口等一系列政策以安撫被招募農民,。在這些優(yōu)惠政策的引領下,，漢王朝曾七次成功地完成了向西北邊郡大規(guī)模移民實邊，其中公元前119年一次性將中原地區(qū)的70多萬平民遷往隴西,、北地,、河西、上郡等,，且這種人口遷徙政策一直延續(xù)到東漢時期匈奴南北分裂以前,。西漢時期募民屯田的政策，其實質就是在某些重要區(qū)域改變定居移民與邊民比例的做法,，以后的隋唐,、兩宋及明清時期都繼承了這一做法，使得各朝在中央政權安定的情況下,，同時也保持了邊疆的安定與發(fā)展,。此外，移民也確保了邊疆地區(qū)漢文化的發(fā)展：秦漢王朝把商人,、犯罪官吏等發(fā)配到今廣東,、廣西、四川,、內蒙古等邊遠地區(qū),，不僅傳播了中原文化，發(fā)展了地方經(jīng)濟,，強化了國家政權在邊地的穩(wěn)固,，而且也通過中原移民的遷入,，促進了當?shù)氐拿褡迦诤希恢性颂赜械男帐显谶吔粝聛?，有些成為當?shù)氐拇笮眨热珥f,、黃,、梁等姓在廣西就長期大量存在。   　　在人口比例科學適宜的基礎上,，“行同倫”的文化浸染作用迅速直接或間接地發(fā)揮出來,。秦起于周原，用的是周禮,，漢承秦制,，中原文化以禮為內核，《禮記·禮運》載：“夫禮之初,，始諸飲食,。其燔黍捭豚……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從飲食開始,，喪,、祭、射,、御,、冠、昏,、朝,、聘等禮儀的一致性的結果，謂之“承天之道”可能言過其實,，但謂之“治人之情”則是一語中的,。因此荀子說：“人命在天，國之命在禮,。”而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二十四節(jié)氣等節(jié)慶禮俗,，背后隱藏的是農耕經(jīng)濟下農事集體勞動的動員令，民眾在這樣的勞動中凝結成的情感皈依和勞動情誼是根深蒂固的,。所以,，從歷史上多次大移民的后果看，其重大意義不僅僅在于一般物資與人員的交流和溝通,，更在為構建你中有我,、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提供良好的氛圍。   　　“車同軌”,，用發(fā)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,，古代的交通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(xù)。“車”在當時不僅僅是先進交通方式的代表，“車同軌”還表現(xiàn)為交通之政的統(tǒng)一,，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代表的政治上的統(tǒng)一,。許嘉璐認為“兩輪之間的距離為軌”。車軌相同則車轍也等寬,，車同軌實際是道路標準化的一個措施,。這種標準化，使得秦王朝耗時十年,，形成了以馳道為主,、以咸陽為中心、向四方輻射的全國交通干線,，適應了其全國范圍內土木工程,、軍隊調動、郵傳驛遞,、情報傳送等的大量需要,；此外，其北通九原的直道,，也是可圈可點的國防工程,。雖然秦王朝并未因此而鞏固其統(tǒng)治，但其速亡,，從另一角度來看,，也是陳勝、吳廣,、劉邦,、項羽善于利用其交通便利條件的結果。再以古代西域為例,，先有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,，后有公元前121—公元前104年間武威、張掖,、酒泉,、敦煌四郡的設立，之后西漢國家才開始在天山南部輪臺,、渠犁等地駐兵屯田,，直至公元前60年（漢宣帝神爵二年）設置西域都護府，從而標志著西域正式成為中央王朝的重要組成部分,。而這一切,，均始于交通。同理,，東晉以后絲綢之路的阻絕,，也曾影響了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治理,。到了隋朝，先有煬帝即位之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張掖,、武威發(fā)展與西域的互市,，后有鄯善（今若羌）、且末（今且末西南）,、伊吾（今哈密境內）三郡之設,。公元7世紀初唐朝代隋而興之后，先是伊吾城主率所屬七城交通唐朝,，后是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誕生?！秲愿敗分v述“懷柔遠人”的羈縻制度時,，記載有唐武德二年（619年）閏二月高祖李淵所頒詔書：“畫野分疆，山川限其內外,；遐荒絕域,，刑政殊于函夏……要荒蕃服，宜與和親,。”這也進一步道出了真相：“車”所借代的古代交通,，實為民族發(fā)展史上政治統(tǒng)一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   　　不難理解,，無論是戰(zhàn)爭還是貿易,，首先始自交通。即以南方土著人群而論,，雖因山川險阻,，與中原人之間的同化進程甚緩，譬如以今日疆域視之并不特別靠南的湖南,，是經(jīng)秦漢,、隋唐四代中央王朝的開拓，至宋朝熙寧年間才徹底安定下來,。細思原因,，不能不說它實際上與秦朝“靈渠”和隋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開鑿息息相關；如果沒有秦朝溝通湘江和漓江“靈渠”,，秦王朝就不可能以今湖南為跳板而迅速統(tǒng)一兩廣地區(qū),；如果沒有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，唐宋時期中國南方就不會先有“蘇湖熟,，天下足”的局面,，而明清時期也難以出現(xiàn)長江中游地區(qū)“兩湖熟，天下足”的局面,。所以,，從某種程度上講,，運河的開鑿可以視為是水上“車同軌”的重要形式。而“京杭大運河”的開鑿,，不僅使得古代都城成功地實現(xiàn)了由東西遷移變?yōu)槟媳边w移的改變,，更使得中原移民與南方人的融合途徑從此打開。   　　一切社會現(xiàn)象,，都是不斷演進的,，“易”是常態(tài)。中國人口史,、移民史告訴我們,，“車同軌，書同文,，行同倫”確實部分地解決了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度政權治理難題,，因為三者都趨向于一個目標：融合。最初是黃帝與炎帝部落在中原地區(qū)的融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礎,；之后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，戎、狄和東夷與中原人的融合,，又為秦漢王朝的400余年興盛奠定了基礎,；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所以匈奴、鮮卑,、羯,、氐、羌等能夠與中原漢人融合,，也是隋唐進一步發(fā)展的前提和條件,；宋元時期西夏、金人,、蒙古人和宋人的融合,，又為明清時期國家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。所以到明清時期,，中國境內融合的局面和人口分布的態(tài)勢已經(jīng)基本形成,。